1 本書匯集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重點博物館“大家”的作品
2 由外國專家撰寫的專題論集
3 作者用一手的史料和大量圖片，圖文并茂，精美無比
4 動人的故事在精美瓷盤中傳遞，美妙的交流就隱藏在絲織的各式圖案中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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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匯集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重點博物館“大家”的作品，融*考古發現及學術觀點、珍貴文物圖片、豐富史料文獻為一爐，了解海外絲路研究動態，引領讀者走進博物館探尋絲綢之路背后的故事。本書希望能夠聯結學術研究與大眾閱讀的橋梁，帶給讀者豐富的絲路知識，也幫助讀者朋友走近并親近博物館與文物，親近文物承載燦爛文明、歷史和深厚滋養。
本書從文化藝術角度入手，面向大眾讀者，邀請國內外絲路研究的專家學者執筆，圍繞絲綢之路沿線發現的古代文物及文化遺存，結合中外歷史文獻、海陸絲綢之路古遺址的考古發掘新成果，從文明交流互鑒的角度解讀絲路沿線的文物，全面展示絲綢之路文明的時空演進和文明交流圖景，講好絲路故事，展示立體中國。
譯文：
上帝，親愛的、敬愛的主卡片，來自他的仆人阿夫沙爾，羅瑟哈的君主……（F. Grene）
據先公布這份文書的研究人員格雷納和基里洛娃猜測，這份文書來自穆格山遺址，應該納入粟特文書藏品。
下一個重要的發現是1961 年在撒馬爾罕切萊克村發現的一只銀碗。銀碗的邊沿處也有斜體的粟特銘文。研究人員認為它屬于5世紀。
譯文：
這個容器是群落首領的財產嗎？重量略小于20 斯塔特。（V.A. Livshits）
這只碗是四只珍寶碗中的一只。考古學家在它的發現地還發現了一些5—6 世紀古建筑的遺跡。
下一份展品是一個用于稱重的吊秤砝碼。它是一塊圓形的石頭，重560 打蘭，相當于2.5 千克。（圖10-6）后是1965 年在阿夫拉西阿卜遺址的壁畫上發現的銘文。（圖10-7）
圖10-6 用粟特語刻明重量的石頭砝碼
圖10-7 阿夫拉西阿卜壁畫，銘文殘片
當著尤那什氏族的國王瓦爾呼曼
使節走到他的跟前
使節開口說道：“我是石汗那的大臣，名叫普卡爾?扎特。”
我來自石汗那的吐魯特什
我來到撒馬爾罕是為向
國王
表達我的敬意
現在我滿懷敬意地站在
國王您面前
請國王您不要對我有任
何懷疑
我熟知
撒馬爾罕的神靈
以及撒馬爾罕文字
我絕不會作惡
撒馬爾罕國王
噢，國王，祝您健康快樂
尤那什國王瓦爾呼曼將
他釋放
接著， 來自恰其斯基
的特使開口說話了（V.A.Livshits）
粟特信件的豎向書寫方式常見于6 世紀末。這類信件的各行文字按照從右到左的順序排列。很多墻上或巖石上的粟特銘文也都是豎向書寫的。這片16 行的銘文寫在7 世紀下半葉的阿夫拉西阿卜古壁畫上一個人物的袍子上。
正如這些材料所示，在粟特地區的人們改用阿拉伯語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粟特語廣為流傳，這再次證實了粟特擁有發達的精神和物質文化，粟特語也作為通用語，為東西方長期的文化和貿易交流做出了巨大貢獻。
粟特人：絲路歷史上的關鍵角色
粟特和其中心大都市撒馬爾罕在它們所在的各個歷史時期起到了聯結東西的關鍵作用。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撒馬爾罕（古馬拉坎達）位于自北向南和自西向東的商路交界處，占據了有利的地理位置。這使得撒馬爾罕成了核心區域，積淀并傳播著古代與中世紀各偉大文明的文化成就。據古中國史料記載，撒馬爾罕被描述為大型貿易城市，這里的居民（男性）都擅長貿易，男性到了20 歲就開始四處奔走做生意。同時，粟特人又將其文明成果繼續向西傳到了歐洲，向東傳到了日本。這些都得益于一條橫貫大陸的大道的開辟，科學界稱這條大道為“絲綢之路”。
粟特人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他們不僅是商人，也是該民族文化、語言和文字的載體。隨著貿易往來，粟特在早期就與遠東建立起了精神紐帶。粟特人對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的文字資料記載了四位粟特佛教僧徒，根據他們的綽號（戛納）判斷，他們來自撒馬爾罕。其中著名的一位是康僧會（280 年去世）。他的父母從粟特搬到印度，然后又搬到康居，而這位名僧就是在這里出生的。父親去世后，他摒棄了世俗的生活，成了一名僧人。247 年，他移居南京，在那里建立了寺廟和佛教學校。康僧會是中國南方的位佛教傳教士。他促使吳末帝孫皓皈依佛教，建造了許多寺廟和佛塔，并將許多佛教著作和評注翻譯成漢語。
商棧沿著貿易路線建立，并在6—8 世紀迅速繁榮起來。隨著貿易往來，粟特文化對包括游牧民族在內的其他國家文化的影響也不斷增強。粟特語成為中亞商路上的主要語言。當時出現了一個文化交融的過程，粟特族和游牧民族的人口都因此增長。后游牧民族在城市中定居，翠谷（Chui Valley）一帶也形
圖10-8 壁畫
成了許多長期聚居地。1907 年，斯坦因（A. Stein）發現的粟特人的《舊信》證明了這一點。其中一封名為“納奈瓦登達克（Nanayvandak）調查報告”，收信人是撒馬爾罕的商人領袖納奈達瓦（Nanaidvar）。信中的內容囊括很多方面，談及了粟特地方人民的生活細節，提供貸款，并代理貿易交易。有非常可靠的資料表明，粟特人的《舊信》可追溯到4 世紀初（V.Henning），是中國境內早的粟特文書遺跡。
圖10-9 阿夫拉西阿卜壁畫，銘文殘片
另一個重要證據是貨幣。唐朝初期，中國開始統一使用一種新的青銅貨幣，上面刻有“開元通寶”字樣，意思是“可流通的開元錢幣”。眾所周知，這種新貨幣在中國本土以外所有與中國有經濟往來的地區都得到了極為廣泛的使用。它流通到中亞后，粟特人開始在那里直接制造這種錢幣，完全復刻了原始的唐朝貨幣。
在中亞發現的這種偽幣雖然不多，但幾乎隨處可見。截至1964 年，僅在彭吉肯特聚居地就發現了四枚這樣的錢幣。它們與唐朝本土錢幣的不同之處在于它的裝飾更粗糙（表面凹凸不平，象形文字也很模糊）。這種偽幣的發行地點無法確定。后來（我們無法判斷具體時間），布哈拉文字作為標志性元素出現在光滑背面上，再后來刻的是粟特文字和一個類似中國漢字“刀”的符號。
王莽執政時期的中國錢幣就是刀形的，而中亞正是在這個時期次與中國建立起聯系。不過它也可能是一種象征鑰匙的撒馬爾罕符號。這個符號的旁邊是半草書的粟特銘文“上帝”和“帝王”。這兩個詞在粟特文里的意思分別是至高無上的可汗和中國皇帝。這幾組粟特—中文雙語錢幣的發現非常罕見，說明它們的產量很低。根據它們出土的地方，組錢幣應該來自布哈拉，第二組來自撒馬爾罕。受遠東貨幣市場影響，撒馬爾罕統治者沒有選擇銀幣，而是選用中國版的青銅幣，他們模仿中國在貨幣上刻上他們的標志，如政府的座右銘、統治者們的頭銜和名字。
中國瓷器的流行對當地風格形成的影響
撒馬爾罕國家博物館保護區的館藏是的中亞民族遺產收藏之一。這里收藏數量龐大的不同歷史時期中亞人民的稀世珍品，代表著中亞人民珍貴而獨特的歷史文化遺產。考古藏品中有少量陶瓷制品，其中包括中國陶器的碎片。（圖10-10）
在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陶瓷藝術在傳統和現代陶藝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當地陶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根據科學研究發現，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仿制陶瓷只出現在8 世紀中期—9 世紀初期。從9—13 世紀初的陶瓷來看，當地陶瓷餐具上的裝飾可以被系統地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粟特元素（動物圖像）的延續，其次是伊斯蘭工藝和傳統設計（書法）的變形，后是所謂的“地毯式”裝飾風格。
圖10-10 瓷碗碎片
中國，15 世紀陶瓷藝術的一個重要高潮出現在帖木兒帝國時期（14—15 世紀晚期）。撒馬爾罕是帖木兒帝國的首都，是陶器的主要產地。從陶瓷家具和餐具可以看出，陶瓷生產的品種類型被保留了下來，但生產材料和設計風格發生了變化。帖木兒貴族圈對瓷器的推崇，以及后來中國瓷器的流行都是導致這些變化出現的重要因素。
當地沒有陶瓷原料的工匠改用卡辛（kashin）來制作瓷器。這是一種接近彩陶的硅酸鹽成分，在12 世紀的當地生產實踐中被人們所了解。當地工匠試圖模仿中國明朝時期（1368—1644）那些極為華麗、昂貴的陶瓷作品。這種材料覆上白色底釉，用鈷料繪上紋飾，再罩上透亮的鉛釉后，與中國青花瓷非常相似。工匠們臨摹中國繪畫，仿制中國藝術家的落款，創作出暢銷于西歐和中東市場的贗品。9—13 世紀初期，藝術化的動物圖案開始取代書法和“地毯式”裝飾，逼真的花鳥畫成為中國瓷器的典型特征。（圖10-11）
瓷器的顏色也發生了變化：從紅白、深棕和橄欖黃綠的組合變成白藍色和黑藍色組合。有趣的是，盡管白藍色調被認為是對中國瓷器的模仿，但中國人自己在繪制餐具時并不局限于這種顏色組合。中國的青花瓷出現于元朝統治時期。（圖10-12）
總的來說，烏茲別克斯坦的仿制陶瓷具有百年的實踐經驗，其形式、風格、裝飾圖案和色彩搭配都非常豐富。它在過去大規模文化交流發展的背景下發展起來，首先發端于絲綢之路貿易，而后在帖木兒帝國時代陶瓷藝術的鼎盛時期，受到伊斯蘭傳統藝術影響。到19 世紀，陶瓷藝術集中在烏茲別克斯坦相對封閉的當地學校內。這種相對封閉性也有積極的一面，因為它促使工匠激發他們自己的創造潛力。中世紀晚期的陶瓷學校和制陶中心的獨特性成為現代工匠們的起點，讓他們走上這條古代工藝的復興之路。
圖10-11 牡丹圖案餐具，撒馬爾罕，15 世紀圖
10-12 灌木圖案餐具，撒馬爾罕，15 世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烏茲別克斯坦辦事處和國內外基金會都在復興傳統陶器方面給予了我們大力協助。所以在2006 年，烏斯托?肖吉德（Usto Shogird）陶瓷學院成立了。這是在烏茲別克斯坦本地的陶瓷中心開展的一項大型項目，旨在促進陶藝發展，通過現代教育形式培訓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讓他們不忘前人技藝。
在阿夫拉西阿卜博物館里，我們還可以看到壁畫和石頭砝碼，這些壁畫實現了數字化，并被轉換成3D 形式。在撒馬爾罕烏茲別克斯坦人民文化歷史國立博物館的烏茲別克斯坦書寫史專項展覽中，還可以看到上述刻在木棍上的收據和刻在皮革上的銘文。而重要的是，在撒馬爾罕國家博物館，我們可以從眾多而獨特的文物藏品中了解那個遙遠的絲綢之路時代。
( 姚函麗 譯)
沈衛星，光明日報副總編輯、高級編輯，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全國宣傳文化系統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兼任北京大學電視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輿情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傳媒大學傳媒藝術與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等職。編著有《沈衛星文化評論集》《受眾視野下的文化多樣性》《鄧小平文藝思想研究論集》《重讀張伯苓》等。獲得過中國新聞獎一等獎。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