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集”作品之一種。全書近30萬字，520頁，配有數百幅照片和線圖，分、甘青內蒙古、內地（北京、杭州）三大部分來考察藏傳佛教遺跡，可見出漢藏文化交流歷史的全貌，是迄今為止關于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收集資料完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學術專著。
基本信息
前 言
拉薩地區佛寺調查記
山南地區佛寺調查記
日喀則地區寺廟調查記
日喀則那塘寺調查記
江孜白居寺調查記
阿里地區札達縣境的寺院遺跡
——《古格王國建筑遺址》和《古格故城》中部分寺院的有關資料讀后
寺廟建筑分期試論
拉薩布達拉宮主要殿堂和庫藏的部分明代文書
趙城金藏、弘法藏和薩迦寺發現的漢文大藏殘本
榆林、莫高兩窟的藏傳佛教遺跡
張掖河流域13—14 世紀的藏傳佛教遺跡
武威蒙元時期的藏傳佛教遺跡
永登連城魯土司衙和妙因、顯教兩寺調查記
呼和浩特及其附近幾座召廟殿堂布局的初步探討西夏古塔的類型
元大都《圣旨特建釋迦舍利靈通之塔碑文》校注
居庸關過街塔考稿
元代杭州的藏傳密教及其有關遺跡
后 記——節錄《安多政教史》的有關部分
征引漢譯藏文文獻簡目
附錄 50 年代寺院建筑攝影選輯
宿白先生與古建筑研究
羅 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房山云居寺與石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1983年，我在半年多，回京以后見宿先生，他關切地詢問的情況，我告訴他薩迦北寺在“文化革命”中被全部拆毀了。他連聲說：“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隨手打開抽屜，拿出三個筆記本，告訴我，這是他1959年在調查寺廟建筑和文物時的記錄。我認真地翻看，感覺太寶貴了，因為宿先生那時記下的不少重要建筑，經過“文化革命”已經不存在了，就建議他整理出版。他說這些只是素材，單憑這些記錄還不夠。我又告訴他，拉薩藥王山下有一個吐蕃早期的石窟，保存的還比較好，建議他再去。宿先生有些動心，但當時考古系剛剛從歷史系分出，事情很多，他無法分身。1984、1985年我又去一年多，當時全國開始文物普查，支援文管會工作的張建林、張仲立、何周德、仵君魁等同志在山南地區先后調查和發現了幾座早期殿堂以及其中的塑像和壁畫，我也去現場參觀了，感覺更有必要請宿先生再次進藏，便和文管會前后兩任主任甲央和索朗旺堆同志商談，他們都很重視，誠懇歡迎宿先生。
回京后，我把新發現的塑像、壁畫的照片拿給宿先生看，他認為很重要，此后多次約見來京編寫阿里地區考古報告的建林、君魁同志，進一步了解情況。經過充分的準備，1988年宿先生再次進藏調查。此后數年，他埋頭整理、研究兩次調查的資料，并且將當時出版的幾乎所有的漢文歷史文獻搜羅殆盡，僅個人買的就有260多種，前幾年他把藏書捐給北大圖書館的時候，還親筆寫了這些書“是為《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輯聚之書”。
那時我去看他，說的全是的事，在兩、三年的時間里，幾乎每次去他家，書桌上攤的都是那兩張后來出現在《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結語部分（《寺廟建筑分期試論》）的大表，他不是低頭在表上填圖，就是在仔細地填寫或核對文字，頭也不抬，直到完成工作才和我打招呼。1996年《藏傳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他特別鄭重其事地送我一本。認真拜讀之后，我才明白，全書的精華、他幾乎全部的心血，主要都凝結在這兩張大表上了。我原來只是覺得宿先生筆記本里的那些圖和文字記錄太寶貴，應該整理出版，促成他再次進藏也僅是覺得有新的重要發現了，需要進一步補充資料，期望的目標只是出一本古建筑資料匯編而已，聊以彌補“文化革命”留下的歷史遺憾。沒有想到，此時看到的是一個事實充足、圖文并茂、邏輯明晰、立論堅實，而且獨辟蹊徑的科學系統！宿先生以每一座寺院皆有的平面布局和建筑必具的柱頭托木作為觀察的切入點與對比的標尺，解析紛繁的藏傳佛教寺院建筑，勢如破竹，排出了一個整飭的序列。這時我才知道宿先生的分量有多重了，他是一個什么層級的學者了；也才明白了，此前從宿先生那里學到的佛經版本目錄知識，只是他學問中的一個小枝節，我掌握的不過是一項入門級的小本事罷了。
我到過一百多座寺院，調查貝葉經之余，還有些興趣觀察寺院的建筑特點，但一直不得要領。不過，因為腦子里留下了很多直觀的印象，《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的結語以及其中的那兩張大表，讓我茅塞頓開，拍案叫絕！由此觸及到宿先生治學的奧秘，開始認識他掌握和運用的那一整套嚴密、精細、科學的方法。那是歐洲科學界積累了幾百年才形成的體系和規范，宿先生是中國傳統的史學出身，沒有留過洋，怎么會有這樣的本領？怎么會這樣觀察、記錄、分析、綜合、展示考古對象？有一位考古學家曾經當面對我說：“宿白先生是樸學。”他可能沒有透徹讀過宿先生的著作，只是知道宿先生精通古代文獻而已，并不真正了解宿先生在理論和方法上的造詣。經過多年探問，我才知道宿先生先后師承馮承鈞、孫作云、容庚、湯用彤、向達、趙萬里、裴文中等人，在治學方法上尤其受到馮承鈞、湯用彤、向達、裴文中四人的影響，而這四位前輩學者都有深厚的歐美學術背景。
在古建筑領域，宿先生受益于梁思成、劉敦楨、趙正之三位先生甚多。中國的古建筑，主要的遺物可分為漢式建筑、藏式建筑、伊斯蘭建筑和教建筑四大系列，就世界性的地位和影響來說，漢式和藏式古建筑更加重要。梁思成、劉敦楨先生在漢式古建筑的研究領域貢獻巨大，人所共知。宿先生在藏式古建筑研究領域的開創之功、以及他建立起來的科學系統，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認知，就連我原來也只認識到《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是歷史考古學的奠基之作，對它的科學意義僅僅是從方法論方面留意了一點，但對其整體的科學價值則遠遠認識不足。實際上，從學科劃分來說，《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的建筑學成分相當大，已經不能完全歸類于文科著作和考古學著作了。
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營造學社的前輩學者在20世紀30年代調查、發現的唐、宋、遼、金時期的古建筑，絕大部分是漢傳佛教寺院里幸存下來的遺物。漢傳佛教寺院自梁武帝時期的同泰寺開始依照皇宮規制構建（稍早的北魏洛陽永寧寺已有部分按皇宮規制營造），至中晚唐時期，以佛殿為中心的佛寺形制逐漸取代南亞、中亞傳來的以佛塔為中心的寺院形制，雖然遼、宋時期仍然存有很少的如應縣佛宮寺和莆田東巖山報恩寺這樣的、以佛塔為中心的寺院，但絕大多數佛寺的規劃布局都是以中軸線上的佛殿為中心，至20世紀前期的一千一百多年里，漢傳佛教的寺院布局和殿堂、樓閣的形制結構總體穩定，僅有局部的變化。同時，漢傳佛教的僧人和佛寺數量在南北朝后期達到，此后銳減，唐玄宗以后漢傳佛教的發展進一步萎縮，雖然邊遠的四川、南詔—大理、遼等地曾經一度輝煌，但總體上漢傳佛教是不斷走下坡路的。漢傳佛教建筑反映了以上的歷史演變，唐玄宗以后再也沒有出現北魏的平城五級大寺與洛陽永寧寺、梁武帝的同泰寺和武則天的天堂這樣的宏大建筑了。
營造學社對于古建筑的調查研究是在漢傳佛教極度凋零的歷史時期進行的，當時五臺山南禪寺尚未發現，遺存早的佛光寺東大殿距離漢傳佛教座寺院建成已經有800多年了，梁思成、劉敦楨等先生發現的是寥若晨星的唐、遼、宋、金代古建筑，而且每一處只有一、兩座孤零零的早期殿堂、樓閣、佛塔，完整的正定隆興寺（大佛寺）和大同善化寺也僅余三、四座北宋和遼金時期的大型建筑物。因此，他們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對于地上早期遺存物的測繪和記錄，重點對于《營造法式》和木作工藝等建筑技術方面的問題進行研究。梁、劉等先生雖然十分重視寺院的歷史沿革，但客觀存在讓他們只能從文獻資料和多種多樣的零散遺跡中，了解晚唐以前的房屋建筑、包括佛寺建筑，無法直接從現存的地上實物具體認識自東漢至晚唐時期漢傳佛寺的規劃布局與建筑物的實際形制，及其詳細的發展變化過程。
宿白先生對于藏傳佛教寺院的調查研究，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實存狀況。藏傳佛教早的寺院、始建于公元647年的大昭寺，其初的構筑至今仍然保存，其他的小昭寺、桑耶寺、薩迦北寺和南寺、納塘寺、霞魯寺等吐蕃時期至元代早期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和科學價值的寺院，不僅可以勘查它們的早期規劃和布局，而且能夠比較清晰地看出它們的歷史演變過程。特別重要的是，經過吐蕃時期的兩次挫折，10世紀后半期以后藏傳佛教恢復發展，12、13世紀以后寺院規模和僧尼人數成倍、甚至成10倍地大擴張，至20世紀中期仍方興未艾。這樣，宿先生對于古建筑的調查研究是從早的建筑形態開始的，而且探討的是一個由小到大且巨大擴充的發展過程，而不是漢傳佛教古建筑研究只能從中間形態開始、而且研究對象呈逐步萎縮狀態的情況，因此不能簡單地照搬營造學社的研究模式，必須從新的視角、以新的方法觀察、反映不同的佛寺建筑形態和發展變化進程。
宿白先生調查的個寺院是拉薩的大昭寺，發現其初的建筑遺存幾乎是原封不動地移植印度佛寺的形制，而與大昭寺相距不遠、且同屬松贊干布時期的札拉魯浦石窟寺，則移植了中原和河西走廊石窟寺的形制；此后在11世紀至14世紀前期，大昭寺不斷地改、擴建，吸收了祖國內地和本土的建筑元素，與原有的印度形制融合成為一體；14世紀中期至17世紀初又不斷局部整修，結構進一步改變，進入第三階段；17世紀前期至20世紀中期為大規模整修擴建階段，內地建筑元素大量增加，本土特色更加鮮明。
細致地解析了大昭寺這個重要的標本之后，宿先生觀察藏傳佛教其他寺院建筑便有了一個準確、可靠的尺度，能夠進行比較精細的對比研究，發現吐蕃時期建立的寺院、如的桑耶寺，也經歷了和大昭寺大體相同的變化，其他的眾多寺院則步伐不同地分別走過了11世紀至14世紀前期、14世紀中期至17世紀初、17世紀前期至20世紀中期的三個階段，而始建于15世紀前期的格魯派大寺院還發展出巨大規模擴建和嚴格等級規制的第五階段。藏傳佛教寺院建筑總體上經歷了五個時期，無論是單體的建筑物形態結構，還是寺院的整體布局，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是在漢傳佛教建筑中看不到的情況。
中國的古建筑遺跡，主要分為漢式建筑、藏式建筑、伊斯蘭建筑和教建筑四大系列，其中以漢式和藏式古建筑更加重要。宿白1959年、1988年兩度入藏考察，在繼承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前輩開創的營造學社調查研究漢式古建筑方式的基礎上，觀察不同時期佛寺建筑形態和發展進程，在藏式古建筑研究領域具有開創之功，建立了邏輯明晰、立論堅實、獨辟蹊徑的科學系統。
書后所附近七十幅圖版是記錄寺院歷史面貌的珍貴資料，已成為重建和修復這些古建筑的重要依據。除藏地佛寺建筑，書中也涉及甘肅、青海、內蒙古明末以前的藏傳佛教遺跡，也有專章討論元大都（今北京）、杭州兩地的藏傳佛教寺院。全書以巨量的建筑實物證據，展現出歷史文化與祖國內地聯系越來越緊密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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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1922-2018），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開創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不僅在石窟寺、佛教建筑、版本目錄等方面專有所長，而且自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成立（1952）之初便開始執教并掌管系內工作，桃李天下，奠定了后段考古的整體格局和方法，在專業領域內享有泰斗聲望；2016年曾榮獲中國考古學會終身成就獎。他的代表作如《白沙宋墓》《中國石窟寺研究》《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等所達到的學術高度和創立的學術范式，至今難以超越，是相關專業學者和學生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