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崇年文集》是90歲閻崇年先生治學成果成果的集中呈現，內容涵蓋清史、滿學、北京史等領域，共二十六卷，一千余萬字。這套書內容齊全，編校細致，做工精良，是一套收藏、閱讀兩相宜的“大全集”。
基本信息
01 森林帝國
02 清朝開國史（上）
03 清朝開國史（下）
04 努爾哈赤傳
05 康熙大帝
06 袁崇煥傳
07 北京文化史
08 清史論文集（上）
09 清史論文集（中）
10 清史論文集（下）
11 滿學論文集
12 燕史論文集
13 歷史評論集
14 袁崇煥研究集
15 正說清朝十二帝
16 清朝皇帝列傳
17 明亡清興六十年
18 大故宮
19 故宮六百年
20 御窯千年 故宮疑案
21 古都北京 中國都市生活史
22 清史大事編年
23 演講集
24 序跋集 瑣言集
25合掌錄：閻崇年對話星云大師
26日新集：師友筆下閻崇年
我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專業歷史學者，從事清史研究已經 60 年。我的史學生涯，一得天時，二得地利，三得人助。天時，主要是新中國結束了晚清、民國以來一個世紀的內外戰亂，70 多年中原地區沒有戰爭，又逢改革開放的文化環境，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極為難得的。地利，主要是我身在古都北京，職在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這里獨具豐富的歷史文獻典籍、宮廷漢文滿文檔案、宮殿壇廟園林，高等學府、研究院所，以及學界名流、學術報刊、出版單位、傳媒平臺等，還是國際學術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之一。從改革開放初的 20 世紀 80 年代，我多次應邀走出國門，進行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開闊學術視野，溝通學術信息，提升學術水平。人助，少樹敵，多交友，特別是得益于貴人、恩人、友人、親人的指導、解惑、關懷和支持。
此時此刻，我萬千感慨，萬言難謝，面對讀者，贅言六點。
（一）
我從報刊發表第一篇小文到今年整 70 年。先后發表長短文章 600 余篇，其中學術論文 100 余篇，在海內外出版各種文字文體著作 100 余種。現由中國出版集團華文出版社總集其成、整合編輯、付梓出版的《閻崇年文集》，算作我歷史學術生涯階段性的總結。這既是我報人民培育之恩而向祖國的學術匯報，也是中國史學家同世界文化交流的學術成果！
《閻崇年文集》分作三個板塊：
其一，于學術著作方面，學術專著有《森林帝國》、《清朝開國史》（上下）、《努爾哈赤傳》、《康熙大帝》、《袁崇煥傳》和《北京文化史》等，共305萬余字。學術論文則有《清史論文集》（上中下）、《滿學論文集》、《燕史論文集》、《歷史評論集》和《袁崇煥研究集》等，共210萬余字。總計515萬余字，力求按著中國傳統史學規范、新的科學史觀，進行考辨、分析和論述。
其二，于教育傳播方面，即以電視、廣播、網絡和演講為平臺，進行歷史教育傳播，同步出版同名著作，包括《正說清朝十二帝》《清朝皇帝列傳》《明亡清興六十年》《大故宮》《御窯千年》《故宮六百年》《故宮疑案》等，共 300萬余字。受眾年齡自兒童少年到耄耋老者，學歷從大學、中學、小學到沒上過學的人，于時間，于觀眾，不容引經據典，而需從容悠然，通俗曉暢，事理圓融，款款道來。所以，在行文與體例、語言與文風上，自具特色。
其三，于其他方面，有《中國都市生活史》、《清史大事編年》、《古都北京》（中、英、德、法文版）、《演講集》、《序跋集》和《瑣言集》，共 191余萬字，面向大眾讀者，提升歷史素養。
此外，附錄兩卷，即星云大師同我合著的《合掌錄》和眾師友撰寫的《日新集》。
有人問：這次由華文出版社出版的《閻崇年文集》，與 2014 年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的《閻崇年集》有什么區別？其區別主要在于：一是學術類著作做了重大修訂、增補和調整，吸取近 10 年來的新資料、新成果，闡釋新觀點，增加新論著；二是史學論文重新整合分卷，收文有增有減，補入近年新作；三是新增此前沒有列入的文錄；四是編輯重新認真編校；五是前書700余萬字，后書1000余萬字；六是更全面集中地反映我在清史、滿學、北京史領域學術研究和大眾史學等四個領域的學術成果。
（二）
本文集收錄的書和文，寫作時間不同，出版單位不同，著文體例不同，文章載體不同，讀者對象不同，發表形式不同等，所以書文的風格不同、編例不同。將這些不同時期、不同體裁、不同形式、不同表述的書文，匯合在一套集子里，難免有不協調之處。有些問題，略做說明。
第一，背景不同，分別處理。文集中的文章和著作，發表或出版的時間跨度達 70 年之久，都蓋著時代的文化印記。這些著作和文章放在一套文集里，顯然有格調不同之處。這不足為怪，而且也好，可以看出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不同載體、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從而反映出文化的多樣性，事物的復雜性。文集在編輯處理上盡量保持原作原貌，或做些許潤色。
第二，書中注釋，處理不同。注釋學也是一門學科，以傳、箋、注、疏、正義、集解、考釋、章句等多種形式解經，是中華文化的一門學問。按照中國史學傳統，引文有“意引”，即照原文大意引述；有“原引”，即照原文嚴謹征引。文集中引文，其學術論著，多用原引；普及著作則多用意引；或二者兼有，在此說明。
第三，典籍簡冊，版本繁多。如清實錄，有漢文本、滿文本、蒙古文本，同一種文字又有大黃綾本、小黃綾本和大紅綾本、小紅綾本及其各有內府本、崇謨閣本和皇史宬本，同一種文本又有寫本、抄本、重抄本、內府本、坊刻本、木刻本、木活字本、銅活字本、石印本、鉛印本、影印本，影印本也有多種，還有原稿本、二次稿本、三次稿本的影印本。同是清太祖實錄，有崇德初修本、順治重修本的武皇帝實錄（其中有正本、副本、抄本、鉛印本、影印本等）、康熙本和乾隆本的高皇帝實錄以及滿洲實錄等，還有努爾哈赤實錄、清太祖努爾哈赤實錄、弩兒哈奇實錄等，僅“清太祖實錄”就有多個版本。目前出版界通行的“機檢”，是一種現代化、電子化的產物。但“機檢”中“削足適履”的做法，對年代學、歷史地理學、文字學、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訓詁學、文獻學、檔案學而言，雖有其優，亦有其弊，應正視其短，按個案處理，不可蓋然畫一。
（三）
我是幸運的。80 歲時，出版《閻崇年集》，共 25 卷。88 歲時，華文出版社匯集學界名家為我而寫的文章，出版《日新集：師友筆下閻崇年》。90 歲時，出版《閻崇年文集》，共 26 卷，1000 余萬字。上述這些，對一位研究歷史的布衣學者來說，既是一件非常難得的幸事，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喜事。我一生從事歷史學研究，雖歷經磨難、千辛萬苦，卻知難而進、從不言棄。文集出版，深感幸運和欣慰。
不觀滄海難為水，不臨辟雍慎談經。我在治學之路上，有幾點粗淺體會。
其一，多讀一些書。研究中國古代史，要盡量多讀點書。以清史而言，跟專業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書，應在千種以上。古人言：“讀萬卷書。”這不是聳人聽聞之語，而是打下牢實基礎之需。以我個人治學體驗，這需要 20 年的時間。同時及而后進行創新的專題研究，每個稍大些的專題，需讀 300 種上下的文獻資料，大約需5年左右的時間；如做四五個專題，合起來又需要讀千種左右的書刊和檔案，也需要約 20 年的時間，大致已到退休年齡。退休以后再經過多年，鍥而不舍，繼續奮進，才可能有大收獲、大成果。
其二，多行一些路。做學問既要在書齋里坐冷板凳，還須如古人言：“行萬里路。”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于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可見他的游歷是完成巨著《史記》的一個重要條件。行萬里路，包括考古調查、社會考察，了解山川形勝、考察歷史遺跡等。既讀書、又走路，邊讀書、邊走路，邊記錄、邊思考，往往有大收獲。我研究森林文化這個專題，跑了東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穿越大興安嶺、小興安嶺、長白山，從烏蘇里江以東到海，考察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哈巴羅夫斯克（伯力）、阿爾巴津（雅克薩）、布拉戈維申斯克（海蘭泡），再經伊爾庫茨克，考察貝加爾湖及其周圍地域，直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又跑了新疆烏魯木齊及其東南西北的哈密、吐魯番，和田、喀什，伊寧、霍爾果斯，阿勒泰、北屯等，并從呼倫貝爾經錫林郭勒、鄂爾多斯、呼和浩特、阿拉善深入蒙古戈壁、草原。80 歲時去拉薩，登布達拉宮。南到三沙市。走遍全國 31 個省市區和港、澳、臺。可以說，如果不“行萬里路”，則難以提出中華文明是由中原農耕、西北草原、東北森林、西部高原、沿海暨島嶼海洋文化等組成的新概念，也寫不出《森林帝國》。而研究袁崇煥，搜盡存世相關資料，遍訪袁崇煥歷史遺跡，才出版了《袁崇煥資料集錄》《袁崇煥研究論集》《袁崇煥傳》《明亡清興六十年》。
其三，多悟一點理。研究歷史學，不僅要閱讀大量文獻檔案，而且要從史料中體悟出理。理，即義理、事理、哲理、道理。不僅從史料中讀出來，而且從心靈中悟出來。掌握史料愈多，愈彰顯學術功底；悟出道理愈深，愈彰顯學術睿智。我從先師們那里體悟出一條道理：多讀史料，鉆進去；體悟道理，跳出來——這樣才有可能究天人、貫古今，也才有可能成為一位史學名家、大家。雖愚庸不才，卻心向往之。
其四，多動一支筆。學術遺憾，在于筆懶。如常感思慮不周，資料不全，不敢動筆，或不愿動筆。其實，學術研究過程，像是一條軌跡。軌跡上的某個點，與其前比感不足，與其后比則有余。勤于動筆，也是學習。所以，應當勤于動筆，善于論述，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如果每天寫 1000 字，一年不就是一本 30 多萬字的著作嘛！所以，眼要不懶，多多看書；腿要不懶，多多行路；心要不懶，多多頓悟；手要不懶，多多撰述。
其五，多拜一些師。《論語·述而》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要向一切人學習，擇其良善，棄其不善。一位朋友說：“要交高人。”比自己高明的人，自然要學；比自己“低”的人，寸有所長，也是要學。
其六，多吃一些苦。人生得到幸福，是用苦換來的。一位賢者跟我說：“您做史學研究是很幸福的。”我說：“不是的！”他說：“為什么？研究不是幸福的事嗎？”我說：“學者從事研究，好比農民種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種地過程是辛苦的，秋后收獲才是幸福的。所以，學術研究是辛苦的，取得成果才是幸福的。”
（四）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說過：“我們僅僅知道一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今天所有的人、事、物，明天皆成為歷史。所有的人、事、物，都在歷史過程中興盛衰亡。在在如此，蓋無例外。
中國的傳統史學，既有優良史官，也有優秀精神。
中國 2000 年的王制歷史，記載著兩位杰出的史官，一位是董狐，另一位是南史氏。前者，春秋時晉卿趙盾主使趙穿殺了國君奪位，史官董狐秉筆直書“趙盾弒其君”，仲尼謂之“良史”。后者，《左傳》記載：太史書“崔杼弒其君”，遭殺；“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時“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這是為真理、為科學而前仆后繼的史學先賢。
中國 2000 年的帝制史，出現了兩位偉大的史學家，一位是西漢司馬遷，另一位是北宋司馬光。司馬遷竭盡畢生精力，完成千古一書《史記》；司馬光耗盡生命精血，完成《資治通鑒》。前者，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學貫天人，史通古今，這是歷史科學的精髓和神明之所在。后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進書表》中說：“監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舍非。”這是歷史學家的使命和旨趣之所在。司馬遷遭宮刑，蒙恥辱，忍悲憤，奮拼搏。他說：“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磨難，既是能源，更是境界。司馬遷完成 130 卷、52 萬余言的《史記》，這是血淚凝晶而成的中國古代史學經典，學術精粹，百世楷模。司馬光雖任官員，卻為學者。其《進書表》云：“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史學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史學。經歷千辛萬苦，方獲五谷豐登。
有人問我：60 年史學研究最深切的感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個人做成事情，需要“四合”，即天合、地合、人合、己合。我借此機會，將“四合”送予書友分享。
有人問我：治學需要什么精神？我的回答是：要專壹。《荀子·解蔽》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歷史經驗證明：人生治學，貴在專壹，多蔽于兩，而成于壹。
還有人問我：歷史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歷史是公正的法官。是非、正邪、真偽、實虛、忠奸、人鬼，都會得到歷史給予的公正評判。
我曾勸我的孩子們，你們可以喜歡歷史，而不要專業研究歷史，因為那是一條荊棘叢生、崎嶇曲折、暗伏陷阱、四射矢鏃的道路。個中甘苦，唯己自知。當然，智慧者、勇敢者、勤奮者、無私者也可去試一下，成不言功，敗不言悔。
（五）
我在《閻崇年史學論文集·總序》中，說過一段話—治史的學程，應是三個字：博、專、通。如數，一為最小，而始于一；十為，而終于十。此喻治學，具體說來——其博，由約到博，就是“始一終十”，這應是所研究專題的視野、史料，要“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其專，由博到約，就是“推十合一”，這應是所研究論題的水平，達到專精，為前人和世人所未發未解；其通，由約而通，就是“從一貫十”，這應是《淮南子》所說，在“四方上下”“往古來今”中求索，亦如司馬遷所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所以，通是指貫天人、通古今。
若就人生體悟而言，我概括為四句話：驀然回首九十春，苦辣酸甜記猶新。人生萬事何最要？健康壽齡當元尊。
《閻崇年文集》是閻崇年先生六十年治學成果的集中呈現，內容涵蓋清史、滿學、北京史等領域。包括專著《森林帝國》《清朝開國史》《努爾哈赤傳》等，論文《清史論文集》《滿學論文集》《燕史論文集》《袁崇煥研究集》等，北京史《古都北京》《北京文化史》等，大眾史學《正說清朝十二帝》《大故宮》《演講集》《序跋集》等，共二十六卷，一千余萬字。其著述之豐、成果之碩，為史學之鮮例。書文收入本文集時作者均做了修訂和增補。
閻崇年，1934 年生，山東蓬萊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著名歷史學家。研究清史、滿學和北京史，出版專著有《森林帝國》《努爾哈赤傳》《清朝開國史》（上下）《北京文化史》《康熙大帝》《袁崇煥傳》等。主要論文輯為《清史論文集》（上中下）、《滿學論文集》《燕史論文集》《歷史評論集》《袁崇煥研究集》《閻崇年自選集》等。運用電視和網絡等平臺，進行歷史教育傳播，講述并出版了《正說清朝十二帝》《明亡清興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宮》《御窯千年》《故宮六百年》等。主要著作匯編為《閻崇年文集》二十六卷、一千余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