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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探秘建筑》
《尋找寶藏》
《紙上看展》
《書法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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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嶧山碑》·李斯的“另一片江山”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離開風沙彌漫的黃土高原，開始了他人生中的次遠距離旅行——按照官方的說法，叫做東巡。兩年前，那場持續了五個多世紀的漫長戰事在終于塵埃落定，作為的勝者，秦始皇有理由欣賞一下自己的成果。他從咸陽出發，走水路，經渭河，入黃河，一路風塵，抵達山東齊魯故地登陶縣的嶧山[ 今山東省鄒城東南。 ]。
這一事件與藝術史的關系是，當秦始皇站在嶧山之巔，眺望自己巨大的國土時，內心不免豪情蕩漾，一個強烈的念頭控制住他，那就是要把這一事件落在文字上，刻寫在石碑上，讓后世子孫永遠記住他的圣明。
這個光榮任務交給了一路陪同的丞相李斯。李斯當即提筆，運筆成風，沉穩有力地寫下一行行小篆，之后，他派人在嶧山上刻石立碑，于是有了一代代后世文人魂牽夢繞的秦《嶧山碑》。
《嶧山碑》從此成為小篆書寫者的范本。
大篆和小篆有什么區別？
李斯的時代，是小篆的時代。
此前，在文字發明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流行的字體是大篆。廣義地說，大篆就是商周時代通行的、區別于小篆的古文字。[ 徐利明：《中國書法風格史》，第46頁，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97年版。]這種古韻十足的字體，被大量保存在西周時期的青銅、石鼓、龜甲、獸骨上，文字也因刻寫材料的不同，分為金文（也稱鐘鼎文）、石鼓文和甲骨文。
大篆的寫法，各國不同，筆劃繁瑣華麗，巧飾斑斕。秦滅六國，重塑漢字就成為政府號文化工程，丞相李斯親力親為，為帝國制作標準字樣，在大篆的基礎上刪繁就簡，于是，一種名為小篆的字體，就這樣出現在書法史的視野。
這種小篆字體，不僅對文字的筆畫進行了精簡、抽象，使它更加簡樸、實用，薄衣少帶，骨骼精練，更重要的是，在美學上，它注意到筆畫的圓勻一律，結構的對稱均等，字形基本上為長方形，幾乎字字合乎二比三的比例，符合視覺中的幾何之美。這使文字從整體上看去顯得規整端莊，給人一種穩定感和力量感，透過小篆，秦始皇那種正襟危坐、目空一切的威嚴形象，隱隱浮現。
實際上，在更早的時候，我們所熟知的夏禹的治水功業，終也指向了文字——治水完成后，大禹用奇特的古篆文，在天然峭壁上刻下一組文字，從此成為后世金石學家們終生難解的謎題。
被大禹鐫刻的這塊石頭，被稱作“禹王碑”。人們發現它，是在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岣嶁峰左側的蒼紫色石壁上，因此也有人把它稱作“岣嶁碑”。這應該是中國古老的銘刻，文字共分9行，共77字，甲骨文專家郭沫若鉆研三年，也只認出三個字。唐朝時，復古運動領袖韓愈曾專赴衡山尋找此碑，卻連碑的影子都沒有見到，失望之余，寫下一首詭秘的詩作——《岣嶁山禹王碑》。當然，對于這一神秘物體的來歷，今天的歷史學家們眾說不一，但即使從唐朝算起，這塊銘刻也足夠久遠了。
文字也是一個國。盡管小篆的“國”字，里面包含著一個“戈”字，但真正的“國”，卻不是由武器，而是由文字構建的。那時還沒有國際法意義上的國家觀念，那時的“天下”，不只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或者說，是文化的，因為它從來沒有一道明確和固定的邊界。國的疆域，其實就是文化的疆域。秦始皇時代，小篆，就是這國家的界碑。
一個書寫者，無論在關中，還是在嶺南，也無論在江湖，還是在廟堂，自此都可以用一種相互認識的文字在書寫和交談。秦代小篆，成為所有交談者共同遵循的“普通話”。它跨越了山川曠野的間隔，縮短了人和人的距離，直至把所有人粘合在一起。文化是強悍的粘接劑，小篆，則讓帝國實現了無縫銜接，以至于今天，大秦帝國早已化作灰煙，但那粘合體留了下來，比秦始皇修建的長城還要堅固，成為那個時代留給今天的遺產。
在中國人的心里，無論秦始皇多么殘暴，對于他“車同文，書同軌，行同倫”的舉動，都是心存感激的。《岱史》稱：
秦雖無道，其所立有絕人者，其文字、書法，世莫能及。
呂思勉先生在《中國政治史》里對秦始皇的評價，可以與《岱史》呼應：
秦始皇，向來都說他是暴君，把他的好處一筆抹殺了，其實這是冤枉的。看以上所述，他的政治實在是抱有一種偉大的理想的。這亦非他一人所為，大約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據以實行的。這只要看他用李斯為宰相，言聽計從，焚詩書、廢封建之議，都出于李斯而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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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給孩子的故宮，本套叢書包括：《探秘建筑》《尋找寶藏》《紙上看展》《書法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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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作家、紀錄片導演。現任故宮博物院影視研究所所長、北京市作家協會理事。曾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駐校藝術家，第十屆全國青聯委員。
出版文學作品四百余萬字，主要作品有《故宮的古物之美》《故宮的隱秘角落》《在故宮尋找蘇東坡》等。
任《辛亥》《歷史的拐點》《蘇東坡》等大型紀錄片總撰稿，國務院新聞辦、中央電視臺大型紀錄片《天山腳下》總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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