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大明王朝改革的復雜與艱難，中國古代官場的明爭與暗斗，都必須一看！
大廈將傾，且看權相張居正如何以一人之力力挽狂瀾？
為什么說
“
明實亡于萬歷
”
，而非崇禎？
改革必然引發社會經濟政治大幅改組，如何打破原有的權利利益平衡，并深入推進？
如何走出
“人亡政息”的歷史怪圈？
干凈的庸吏和貪腐的能吏，該要哪一個？
權位的上升必然促使理性的下降？
基本信息
總 目
緒 論 有關張居正研究的若干問題
章 早歲崢嶸
第二章 生于憂患
第三章 科舉道路和翰苑生涯
第四章 政治上的失落和彷徨
第五章 山居未敢忘憂國
第六章 重新投入政治的漩渦
第七章 嘉隆交替與張居正入閣
第八章 隆慶內閣的矛盾斗爭與張居正地位的上升
第九章 隆慶內閣的成就和張居正的作用
第十章 隆萬交替與張居正獨攬朝綱
第十一章 幼年萬歷與張居正特殊形式的君臣關系
第十二章 “江陵柄政”首重整飭吏治
第十三章 為天下理財
第十四章 申嚴軍政，發揮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
第十五章 厲行法治，刑期無刑
第十六章 對驛遞制度的整頓和改革
第十七章 整治漕運和高拱、張居正的分歧
第十八章 敦本務實的學術思想和執行文化專制政策
第十九章 以奪情事件為中心的反張高潮
第二十章 屹立在權勢的上
第二十一章 張居正去世與政局大變
第二十二章 功罪憑公論，青史有是非
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大事記
引用文獻和參考資料
后 記
上冊目錄
緒 論 有關張居正研究的若干問題
章 早歲崢嶸
節 護衛卒的孫子，起自“苦篤貧家”的神童
第二節 備受器識與孳生恩怨
第三節 修竹的風格和早年的人生追求
第四節 荊州，這一片熱土
第二章 生于憂患
節 一個災難深重的年代，一個擅權執拗的皇帝
第二節 哀民生之多艱
第三章 科舉道路和翰苑生涯
節 經世實學與八股時文的沖突—參加會試的一次挫折
第二節 身在翰苑，憂思天下
第三節 激切進言，痛論時政
第四節 對嘉靖其人和嘉靖朝政事的反思
第四章 政治上的失落和彷徨
節 失意于污穢混濁的官場
第二節 接觸到險惡起伏的政潮和對夏（言）嚴（嵩）斗爭的思考
第三節 善處于嚴（嵩）徐（階）斗爭之間
第四節 周旋于政爭漩渦之中與對徐階的期許
第五章 山居未敢忘憂國
節 隱晦待時，惆悵南歸
第二節 山居六載，寄情山水
第三節 人在江湖，情系社稷
第四節 出山回朝，面對變局
第六章 重新投入政治的漩渦
節 徐階倒嚴的徹底勝利
第二節 徐階當國后的政局
第三節 徐階對海瑞上疏等問題的調息
第四節 張居正在嘉靖末期地位的變遷和“應變”準備
第五節 與高拱“相期以相業”
第七章 嘉隆交替與張居正入閣
節 一個心理變態、庸碌猥瑣的皇帝
第二節 《嘉靖遺詔》的發布和治道轉軌
第三節 張居正破格入閣和伸展抱負
第八章 隆慶內閣的矛盾斗爭與張居正地位的上升
節 嘉隆時期內閣地位的提高和首輔制的形成
第二節 隆慶內閣與“九相”的浮沉
第三節 徐階、高拱的角逐與徐階的敗北
第四節 高拱與趙貞吉的斗爭及閣權歸高拱
第五節 張居正在內閣內訌中的角色與高張并相
第六節 閣員學術分歧在政治上的反映
第七節 高拱、張居正的實學思想和對理學末流的批判
第九章 隆慶內閣的成就和張居正的作用
節 兩個綱領性文件的提出
第二節 張居正在隆慶前期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節 高拱、張居正的知人和用人
第四節 高拱對人事制度的整頓改革
第五節 促成俺答封貢的實現
第六節 取得擒斬漢奸趙全和瓦解板升叛亂勢力的勝利
第七節 高拱、張居正的重商思想
第十章 隆萬交替與張居正獨攬朝綱
節 隆慶末葉高拱張居正矛盾的激化
第二節 朝臣角逐與宦官矛盾的交錯盟合
第三節 《隆慶遺詔》與高拱被逐
第四節 以構陷高拱為中心的壬申政變
第三節 徐階、高拱的角逐與徐階的敗北
二、胡應嘉彈劾高拱揭開了徐高斗爭的帷幕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一月，徐階的華亭同鄉、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首先披掛上陣，“論劾大學士高拱不忠二事：一言高拱拜命之初，即以直廬為狹隘，移其家屬于西安門外，夤夜潛歸，殊無夙夜在公之意。二言皇上近稍違和，大小臣工莫不吁天祈佑，冀獲康寧，而供〔拱〕乃私運直廬器用于外，似此舉動，臣不知何心？”
驟然看來，胡應嘉將這兩件雞毛蒜皮的瑣事無限上綱，指為“無君”，斥為“不忠”，似乎近于開玩笑。其實，應嘉之所以據此上言，實際上是經過深思熟慮，有明確針對性的。當時正處在嘉靖病勢日益沉重，神智恍惚之間。在心理上，一方面畏懼死亡，另一方面，又極度猜疑臣下的忠誠，尤以對朝中的宰輔大臣為甚。胡在疏文中指高拒絕守夜，甚至預先疏散用器，豈不是為嘉靖死亡作準備？這都是大犯忌諱的。應嘉之意是要激發嘉靖的暴怒，將高拱驅斥甚至置于死地，其用心不可謂不毒辣。《明世宗實錄》的編者較明確地看出此中的關系，指出：
疏入，會上病未省，不然，禍且不測。拱自入直撰玄，與大學士徐階意頗相左，應嘉又階同鄉，拱以是疑階，謂應嘉有所承望。兩人隙釁愈構，互相排根〔恨〕，小人交構其間，幾至黨禍，實應嘉一疏啟之。
是可見，胡應嘉之疏雖因嘉靖已處于昏迷彌留狀況，來不及審閱處理，未收到預期的殺傷效果，但對徐高關系卻已起到高度煽發仇恨，激化矛盾的作用。到隆慶嗣位之后，曾詔示黜胡應嘉為民，而在內閣討論對他的處分時，高拱、郭樸的意見是從重罷斥，徐階的意見則傾向從輕貶調，更引起高拱的反感，“意階右之，謂應嘉欲深文殺我，以是，恨二人切骨”。時人亦多有認為胡應嘉的劾高，是“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蓋以此激怒世皇，為傾公計”。
第二階段的斗爭是上一階段的延續和擴大。
隆慶朝的初期，對胡應嘉應如何處理，是徐高兩派爭論激烈的焦點。自高拱奏辯后，剛登位的隆慶皇帝嚴詔斥責胡應嘉，表面上高拱勝了一回合。但詔書的墨跡未干，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即“因論救應嘉語侵拱”，謂：
今輔臣拱奸險橫惡，無異蔡京，將來必為國巨蠹。……若黜應嘉，則不若黜臣。章下所司。是日，給事中辛自修、監察御史陳聯芳等俱交章論救。階……乃改擬應嘉調用。而拱又疑一敬之疏，謂階主之。兩人之隙深矣。
言官們對高拱的輪番襲擊，當然是激發徐高關系惡化的重要原因，但切不可忽視，徐階和高拱在一系列政見上存在著重大的分歧。高拱對于徐階裁理的政事，有不少是持異議的。例如：“登極賞軍，自正統元年始。世廟以入繼，賞倍之，遂沿為例，司農困不支。高新鄭議于四百萬中裁其半，徐華亭不可。高任怨，徐專任恩，按此亦相傾軋二端。”又例如：“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揭請上裁。公（高拱）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今上即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群下賢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于裁，有所旁寄，天下大事去矣。”類似這樣的問題，很清楚地反映出徐高二人的個性和處事方針的差異。徐階久歷宦海，穩健圓滑，深知應切戒樹眾敵，為此，明知內帑空乏，仍要維持加倍賞軍之例；又不愿開罪眾言官，乃將棘手的問題上交皇帝，“揭請上裁”。高拱則比較率直，敢于正對矛盾，有時發議亦近魯莽，但其用心則著重于國事。又例如，對于御史、給事中等所謂主持風憲的“言官”，徐階“為結言路”，往往利用他們擁有可以“風聞奏事”的特權，借他們之口“乃為政府行其私”。而高拱則主張對言官如同對其他文武官吏一樣，應一律加以考察，有時亦利用考察以抑裁對己有異議的人，過分挑剔。又例如，關于是否將理學大師、陽明王學的首創者王守仁從祀孔廟的問題，徐高亦有分歧。徐對王學祗禮崇拜，高則斥之為迂談。凡此種種，都說明兩人不僅有成見積怨，而且在治道方針、個人作風以及學術門戶上，均有重大的分歧，碰撞沖突以至于破裂，勢在難免。
三、圍繞《嘉靖遺詔》的酣斗，高徐相繼下野
引發起沖突的，是關于徐階主持起草《嘉靖遺詔》的過程，以及對《嘉靖遺詔》部分內容的理解和評價。
關于《嘉靖遺詔》制作過程的曲折，以王世貞的敘述為詳細，言：
上大漸，遂崩。當大漸時，階念上英斷類高祖，獨齋醮、土木、珠寶、織作不已，民力小困。而一時抗言廷諍得罪者，雖其志若已伸，而未牽復，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于改父，而上克終之德未光。時門人張居正為學士，方授經裕邸，夜召與謀，具遺詔草，不以語同列。質明，謁王請入臨畢，遂以詔草上，報可。詔下，朝野舉手相賀，至有喜極而慟者；同列惘惘若失。
王氏這一段記載，說明了四點：，《遺詔》是在嘉靖咽氣以前，即已進行認真醞釀的；第二，《遺詔》論點的推敲成熟，是徐階和當時身份僅為翰林學士的張居正連夜秘密商定并起草成文的；第三，《遺詔》受到朝野的普遍歡迎；第四，起草并頒布如此重要的文告，未按一般程序通過閣議，反而將閣僚們完全排斥在外，及至詔下，他們才知道一切已成定局，難免“惘惘若失”。
問題主要出在第四點上，它導致內閣閣僚之間公開的分裂，并極大地激化了徐階與高拱、郭樸之間的矛盾。
公平地說，借嘉靖去世的時機，公開否定了已為禍數十年的亂政，是順時勢合人心的，也為隆慶御位鋪墊好政治基礎。《嘉靖遺詔》受到全國普遍的歡迎接受，就足以證明此點。徐階之所以在極秘密的方式下醞釀和完成起草工作，在當時也是有其必要的。因為遺詔的內容，無異是采取特殊的方式對嘉靖進行“鞭尸”，稍一不慎，或者得不到隆慶的理解和同意，說不定會被扣上“大不敬”的罪名，罹上無妄之災。茲事體大，通過閣議，一則難以立時取得共識，二則亦害怕泄露于外，徒增混亂。但另一方面，在閣僚之中，雖然李春芳一向唯徐階的馬首是瞻，陳以勤為人淡泊謙退，對頒布《嘉靖遺詔》的內容和方式都未有異言，但對性格驕亢、自視甚高而且自尊心極強的高拱，以及性格倔強的郭樸，反映就大有不同了。遺詔剛頒下，“同列皆惘惘若失，而樸尤椎，時語人：‘徐公謗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
高拱和郭樸相交甚密，在內閣中本來就與徐階的關系比較疏遠，對徐“于禮稍倨”，加以“兩人皆河南，為鄉曲。而拱以樸早貴，事推之；樸念拱侍經裕邸，冀得其力。兩人相與歡甚，階微聞之，不懌”。因早有隔閡，又經胡應嘉的挑動，遂借遺詔問題大造文章：
龍馭上賓，華亭公于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指高拱）謂語太峻，與安陽公（指郭樸，河南安陽人）對案相向，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于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醮事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為之？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略，而盡為先帝罪乎？詭隨于生前，而詆詈于身后，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聞外廷，而忌者側目矣。
高拱這一番言論當然有很濃厚意氣用事的因素在。為嘉靖開脫，從兩代皇帝父子親誼立論，用以貶斥遺詔，都是與絕大多數人的意愿違忤的。嘉靖的所作所為，實已達到了千夫所指、偕汝俱亡的地步。高拱未嘗不知道這一點。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其所有帶煽動性的言詞，實在鋒刃所向，都是指向遺詔的作者徐階。果然，翻出徐階前此順承嘉靖，積極參與贊玄拜醮修殿等事，加以“詭隨于生前，而詆詈于身后”的惡名，無非是舊怨新憤的集中傾瀉，是意圖作為倒徐的一步驟。戰端因此而擴大，閣內矛盾已公開暴露于朝臣之前，徐高關系亦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遺詔問題引發的斗爭一直延續到隆慶朝后期，貫徹在徐高斗爭的全過程中。
徐階是富有內戰經驗的高手，他當然不能容忍閣內存在著高拱和郭樸聯合組成的公然對立的勢力。當此兩方已劍拔弩張之際，徐階仍釆取靜以制動、后發制人的戰略，部署言官以充前陣，選擇有利時機予以反擊。當時，朝中和閣內出現的許多問題，都帶有徐高相峙對抗的敏感氣氛。時在隆慶元年（1567）元月辛巳，又爆發一場更火熾的斗爭，竟導致高拱被迫辭官，其過程是：
都給事中胡應嘉以數言得用，轉橫。而會吏部、都察院考察庶僚，應嘉亦參與焉。既得旨，復論救給事中鄭欽、胡維新。非故事，于法當罰懲。而階時已示公同列，使輪直筆而己酌之。時郭樸當執筆，曰：“應嘉小臣也，上甫即位而敢越法，無人臣禮，宜削籍。”階度樸為拱報仇，而傍睨拱，則已怒目攘臂，乃不復言，而削應嘉籍為編氓。命既下，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其語有所侵擿。階乃與春芳等具疏謂：“應嘉論救考察非法，所以擬斥；給事、御史謂上初即位，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臣等欲守前說，則涉違眾而無以彰陛下恩；欲從后奏，則涉狥人而不能持陛下法，因兩擬去留以請。”中旨薄應嘉罪，調外。而當階具疏時，拱故不言，
《暮日耀光：張居正與明代中后期政局》可說是自有為張居正立傳以來*深入、*公正、*能“美惡不掩，各從其實”的巨著。（臺灣學者徐泓語）
它不同于前人作品的*特點，在于作者運用大量罕見的豐富史料，除實錄、政書等官方出版品外，引用的私人筆記、文集、書信達150余種，以明代為主的地方志達65種。因此能深入許多以前學者所未談到的細節。
對張居正在改革中所要面對的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作者分別立檔，上有皇帝、太后，旁及宦閹權豎、外戚、各派言官，特別是與居正曾共事的歷屆內閣大學士、重要文臣僚佐都有敘及，涉及人物之多，探求研究之細，皆為同類著述所罕見。
同時，書中提出了“隆萬改革”的新判斷和新概念，重新審視后發現，高拱和張居正在隆慶時期已經聯手進行重大的改革，在吏治、經濟、軍事上都取得過重大的成就，使垂危的明王朝出現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可以說，萬歷初葉張居正所進行的改革是隆慶改革的繼續。這一成果無疑是研究明代中后期歷史的新突破和新貢獻。
尤其要指出的是，該書對張居正主持改革的過程作了動態式的敘述，不但寫了張居正如何運籌帷幄、選賢任能、妥為部署，而且寫出了他在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沖突中如何堅定指揮、鼓舞士氣的實況。在充分肯定張居正的偉大歷史作用的同時，對他的“失誤、失律和失德”的一面也給以實事求是的直書。
張居正要推行改革，不得不集中權力，但權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無所制約，勢必要引來皇權的反噬，釀成悲劇，張居正死后的凄慘正好詮釋了此點。在個人專權獨斷的體制下，這也是必然結局。
韋慶遠（1928-2009），廣東順德人，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教授。歷任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英國牛津大學東亞研究系客座教授、圣安東尼學院兼職院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客座教授、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客座教授、香港珠海書院史學研究所客座教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大學中文系和歷史系訪問學者。
主要著作有：《明代黃冊制度》、《中國檔案史稿》、《康雍乾城鄉人民反抗斗爭資料》（主編）、《清代奴婢制度》（合著）、《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中國政治制度史》（合著）、《清代全史》（第四卷）、《明清史新析》、《隆慶皇帝大傳》、《張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正德風云：蕩子皇帝朱厚照別傳（上下）》。